从国民党将军到解放军大校：王志远的传奇生涯
如果一个戎装已久、肩挂将星的军人，多年以后又被授予大校军衔，会作何感想？1958年2月，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大礼堂内春意盎然，时任国防部副部长、军事学院院长的廖汉生中将和政委钟期光上将，代表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向100余位原国民党军官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曾经是国民党军中将的王志远，被授予此次最高的大校军衔。身着解放军五五式军礼服，王志远激动不已，回顾自己的革命历程心潮起伏。
一
王志远，本名王振声，1907年出生于河北省滦县倴城王官寨（今河北省滦南县）。在民国年间走出王官寨的王氏族人中，最为显赫的当属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的军需处长王向荣。王向荣本名振兴，字晓航，官印向荣，正是王志远的哥哥。王向荣的显赫与声名，没有成为王志远走向富贵的捷径，却使一个进步青年获得了与革命相遇的机缘。
1924年，王志远进入北京育德中学就读。育德中学是冯玉祥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时创办的官佐子弟学校，学习与生活完全采取军事管理的方式，学生一律身着军装，头戴军帽，每天除去课堂学习，还要站岗放哨，操队列，练射击。王志远在这里结识了早两年入校的彭修道。这位影响他一生的学长，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红军和新四军将领彭雪枫。彭雪枫的族叔彭禹廷在冯玉祥身边供职，成就了彭王二人的管鲍之谊。50多年后，在南京东井亭部队干休所离职休养的王志远，常向人讲起这段往事。他说彭雪枫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而且少年老成，亲切朴实，深得同学们的拥戴，因而被推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王志远也因为个子高大，好打抱不平，被同学们推选为副主席。
王志远与彭雪枫相识之初毛主席在金沙江畔——访老船工张朝满，还都只是热血爱国的进步青年。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彭雪枫带领育德中学的同学参加北京国民大会，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就在这个时候，彭雪枫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王志远对此并不知晓，他只知道这个学长有思想、有抱负，是我辈的榜样和精神依靠。在彭雪枫的提议下，彭雪枫、王志远、路庭训、郭武林、赵蓬如、赵子众、吴青海、王耀德8名同学，以换帖的方式结为金兰之交，表示无论何时何地都会亲如手足，携手奋斗。1926年9月，由于冯玉祥的国民军与直奉军阀作战失利，育德中学在北京无法存在，王志远、彭雪枫和几个要好的同学转到教会开办的汇文中学就读。彭雪枫也在这时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并且担任汇文中学的支部书记。他发起组织育德同学会和汇文学艺读书会，作为党的外围组织，团结进步青年。王志远也成为进步组织的骨干，出任汇文学艺读书会会长，带领同学积极参加彭雪枫发起的进步学生运动。他和郭武林、赵蓬如出面，组织全校罢课，抗议反动校长和学生会压制进步学潮，迫使校方改组学生自治会。为了把宣传标语贴到大街小巷，他们生出许多奇思妙想：让两位同学骑着自行车，在崇文门站岗的警察附近相撞，然后大吵大闹，把警察吸引过来，其他同学则趁机把“打倒反动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标语贴到城门上。王志远后来回忆说，那是隆冬季节，冰天雪地，我们都是夜间出去，爬树翻墙。当我们贴完标语回到学校时，每个人都冻得满脸通红，鼻孔下面挂着小冰珠，但我们心里都是热乎乎的，带着胜利的喜悦。
在汇文中学，学生中的阶级阵营分明，学校也对他们区别对待：家里有钱有势的学生住在寝室设施好的西楼，伙食标准是7块钱；而穷学生只能住在设施简陋的北楼，伙食标准只有4块多钱。在这里，王志远与彭雪枫是室友，亲切地尊称他为“彭君”。最初，王志远连伙食费也付不起，常常靠借钱度日，因此十分痛恨不平等的社会和反动腐败的政府。彭雪枫抓住各种时机，对王志远这样的进步同学进行阶级教育，灌输革命思想，鼓励他们投身到改造社会的运动中去。在彭雪枫的召集下，同学们阅读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图书和《向导》《中国青年》等进步刊物，思考社会与人生。每到周末晚上，读书会成员就在一起交流学习心得，评论社会时局。与彭雪枫朝夕相处，王志远不仅得到他的格外关心，耳濡目染的影响更加深远。王志远晚年评价自己这段经历时说：“这为我后来几十年跟着党革命到今天，打下了初步的思想基础。”汇文中学的进步学生运动引起军阀政府的注意，彭雪枫只好转学到今是中学，但很快又被军警盯上1955年共和国将帅大授衔。王志远得知后，匆忙向哥哥借了35块钱，送彭雪枫离开了北京。两人分别后，彭雪枫辗转到了山东，在国民党军队中从事兵运工作。
王志远身体强壮，是体育运动的爱好者，尤其擅长田径和足球，在运动会上常为汇文中学赢得荣誉，因此学校每个月发给他20元的津贴。王志远就用这些钱来补贴彭雪枫和其他一些穷学生的伙食费。中学毕业后，王志远考入北平民国大学。1932年毕业后，他抱着救国富民的强烈愿望，自筹经费赴德国步兵专科学校学习。
二
1936年6月，王志远学成回国。他直接来到山东济南，希望能找到彭雪枫，找到共产党，投入到挽救民族危难的事业中。此时，他的哥哥王向荣任山东省政府委员、财政厅厅长，是省主席韩复榘的亲信。由于哥哥的关系，来到山东的王志远被任命为省政府顾问、第三路军总部少将高级参谋。王向荣自然不会明白王志远的心思，更不可能知道弟弟在回国之前，悄悄去苏联参观访问了3个月。就是这短短的3个月，王志远看到了在西方世界从未见过的东西，耳目一新，眼界顿开。
王志远来到山东时，彭雪枫因共产党员的身份暴露，已离开多年。彭雪枫在中央苏区和长征路上身经百战，成为著名的红军将领，此时正在陕北红军大学高级指挥科学习。正当王志远为无法联系上彭雪枫而感到沮丧和失望之际，又一个神奇的人物走进了他的生活。
王志远在济南上任后，就住在财政厅的院子里，第三路军中当年的育德同学纷纷前来看望。王志远私下同他们谈起在苏联的观感，流露出寻找彭雪枫、寻找救国道路的迫切愿望。其中有一个名叫陈占云的同学，是第三路军二十师重炮团二营营长，他向王志远介绍了二十师六十旅的书记长。陈占云说，这个书记长可不一般，待人和气却不低下，满腹知识却不张扬。他的军衔只是准尉，在“国军”连军官也算不上，可他身边聚集了不少校官尉官，士兵没有不说他好的。看到王志远有些疑惑，陈占云笑着解释说：“这个人叫朱晦生，陕西朝邑人，他在这里没有什么后台背景。我们与他从相识到成为朋友，全靠一样东西——书。”他介绍道，朱晦生把追求上进的青年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勤业减费会”，要革除旧习俗，推广新风尚。很快这个组织就演变成读书会，成员也扩展到师部和其他旅团。王志远听罢，急切希望能见一见陈占云口中的这个奇人。
王志远与朱晦生的第一次见面，就成为他们之间12年友谊的开始，一见如故的两个人几乎无话不谈。王志远在心中暗暗认定，眼前这个不起眼的准尉就是他要找的共产党。的确，朱晦生是共产党员，但却是一个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大革命失败后，他潜入国民党军队，身边没有组织，也没有同志。王志远的到来，为朱晦生的工作开辟了新的领域。王志远回忆说：“我们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组织。即由我出面，由晦生同志实际领导，在原育德同学会部分成员的基础上成立了‘志宏坚拔’，作为争取团结爱国进步军官的组织，广泛吸收第三路军的中下级军官为会员长征没有结束 理想永不能丢。”“志宏坚拔”的意思是抗日之志坚不可拔，政治主张为“非抗日无以图存，非联共无以抗日”。参照当年跟着彭雪枫投身进步学潮的经历，王志远建议以金兰换帖的形式把大家凝聚在一起，编成小组，缴纳会费，保证了组织的严密。以育德同学为骨干的组织成员，很快发展到第三路军各师和直属机关，以及地方政府部门的职员中，总数多达六七十人，包括团营连各级军官。每隔一段时间，大家就在王志远的办公室或者寓所聚会，通报情况，交流思想，安排下一步的学习与活动。
西安事变后，彭雪枫被中共中央派往太原，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7年5月，彭雪枫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巡视北平、天津。在北平，他从育德同学那里得知，国民党第三路军内部有这样一个秘密团体，并且组织严密，主张明确，便立刻赶赴济南，与王志远再次重逢。在彭雪枫的指导下，“志宏坚拔”改名为知行学会，将“非联共无以抗日”的宗旨改为“非拥共无以抗日”。虽一字之差，旗帜更加鲜明。王志远后来讲起这段经历，充满激情，也透出几分伤感。他说：“这就是我投身革命最初的过程，可以说雪枫和晦生就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向导，遗憾的是他们都没能看到新中国的诞生。”
彭雪枫走后不久，他的助手张震也从太原来到济南，受到王志远的盛情接待。王志远将张震留宿在自己的家里，还安排了一名老管家专门料理他的生活起居。张震与知行学会的骨干见了面，向大家介绍了红军即将改编为八路军的消息。大家顿感振奋鼓舞。朱晦生、王志远向张震请教，怎样做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怎样组织发动群众。张震一一回答了大家的问题。此时，韩复榘在济南开办了一个军事干部教练养成所，王志远被任命为教育长，朱晦生任办公室主任，实际掌握了授课与训练工作，为救亡运动和敌后战争准备了力量。知行学会还曾邀请张震为受训学员做一次演讲，由于身负联络共产党组织在山东的秘密使命，张震委婉推辞了。张震离开济南前夕，王志远托他给毛泽东带去一些水果和香烟，表示敬意。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很快侵入山东。王志远和知行学会的会员，一方面向第三路军上层施加影响，促进官兵坚持抵抗，一方面派遣骨干会员奔赴抗日前线。
三
抗战初期，国民党第三路军改编为第三集团军，韩复榘由总指挥变成了总司令，但不久便被蒋介石以战场失责的罪名处决。1938年秋，第三集团军总部进驻郑州，中将总司令是当年的二十师师长、朱晦生的上司孙桐萱。继任二十师师长的周遵时不久前也被发展成为知行学会的会员。经王志远、周遵时举荐，已是中校的朱晦生当上总司令的机要秘书。不久他又晋升为上校，成为总司令身边的“红人”。朱晦生利用这个身份，努力促进孙桐萱部广大官兵积极抗战，同时想方设法为共产党开创抗日根据地提供各种便利。
第三集团军所属的二十、二十二、八十一师，驻防郑州以东至淮河以北的黄河和黄泛区沿线。这是相持阶段抗日战场的最前线，国统区与沦陷区隔河相对，沦陷区与敌后根据地犬牙交错，国民党军、共产党的军队，日军、伪军以及各种杂牌武装多如牛毛。这种复杂的局面和地形，也为知行学会开展抗日活动提供了机会。知行学会成员不仅英勇参战，也是军事行动的积极推动者共产党人的家风。1939年3月，按照集团军总部的部署，周遵时指挥部队夜渡黄河，袭击开封，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在国内产生很大影响。
黄泛区以东活跃着彭雪枫领导的游击支队，也就是后来的新四军第四师。与国民党正规军比起来，新四军的装备给养十分匮乏，连过冬的棉衣也没有着落。彭雪枫先后派民运部长方中铎和联络部长刘贯一，到郑州向孙桐萱求助。方中铎也是育德校友，在学校时与王志远十分要好。刘贯一在彭雪枫部负责统战工作，朱晦生恢复组织关系后直接与他联系。孙桐萱以个人名义捐赠了5000元现款。朱晦生和王志远则号召知行学会成员多做贡献。王志远带头捐出4000元，其他会员也捐出现款、缝纫机、棉布、药品和枪支弹药等。
后来，由于会员的一次不谨慎，知行学会的秘密被孙桐萱得知，孙桐萱报请军委会把王志远调离第三集团军，强令是知行学会成员的军官退役，周遵时则申明退出知行学会。由于朱晦生不是育德校友，也未在知行学会中任职，没有受到牵连。知行学会被迫停止活动。王志远请朱晦生向彭雪枫转达他想到根据地去工作的愿望。朱晦生带回上级的指示，让他做长远打算，继续留在“国军”对工作更加有利。
王志远虽然官至少将，但一直呆在机关；朱晦生虽已升为上校，但他不是军官，而是军佐。按照国民政府的军制，军官直接指挥部队，军佐则辅佐军官管理部队。王志远和朱晦生一直在争取到作战部队去任职，以期有朝一日能直接掌握一支队伍。1940年，王志远以他留学德国的招牌，获准到陪都重庆的中央训练团学习。训练团隶属于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蒋介石亲自担任团长，陈诚为教育长，王志远被任命为第一大队第一中队中队长。朱晦生利用随孙桐萱到重庆出差的机会，多次和王志远碰面。王志远向朱晦生汇报说：“蒋介石让戴笠负责中训团的警卫，这个特务头子时常到南温泉我们的驻地。他几次来看我，还请我到他家。”朱晦生告诉他：“表面上应付一下，完成镀金的任务之后，设法争取派出去任职。”
学习结束后，王志远被任命为第五十五军副军长，兼任汴兰师管区司令。师管区是掌管兵役和国民军训的机构，王志远的属地是郑州以南和整个豫东沦陷区，这一地区与第三集团军的游击区域重叠。王志远一上任，就把分散在各个部队的知行学会骨干成员王凌霄、高宜之、高仰源、路庭训等人调来，分别担任补充团长、军需主任、军法处长，为支持敌后抗战尽其所能。随着豫中会战的失利，河南中部各县多数沦陷，1944年6月，汴兰师管区也被撤销。王志远进入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第二期学习，与六十八军军长刘汝珍为同学。将官班结业后，王志远被任命为六十八军副军长，成为刘汝珍的搭档。
抗战胜利初期，六十八军军部驻在开封附近，王志远把家眷安置在城内西小阁72号。1946年内战爆发，六十八军移防冀鲁豫交界的菏泽一带。由于家眷没有随军部迁移，王志远时常在开封与菏泽之间往返。
1946年6月，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建立汴郑工作委员会，在郑州至徐州间的陇海铁路沿线开展秘密工作。汴郑工委不久改由晋冀鲁豫中央局领导，刘鸿文任书记，朱晦生和林恒任委员，分别负责军运、民运工作，军运工作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六十八军。林恒以王志远女儿王大地家庭教师的身份公开出入西小阁72号，王大地很快也成为汴郑工委发展的共产党员。
四
国民党六十八军隶属于第四绥靖区，辖八十一师、一一九师和一四三师，主要担任冀鲁豫地区的守备和绥靖任务。他们的主要对手为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其中，八十一师原属第三集团军，高中级官佐多与王志远熟悉。王志远深谙国民党军队的派系特点，他向汴郑工委详细汇报了六十八军的情况以及军长刘汝珍和第四绥靖区司令刘汝明兄弟的历史。在阶级立场上，二刘并不甘心替蒋介石卖命。每当与刘邓大军正面交锋时，二刘总是把保存实力放在第一位，所以虽屡战屡败却不致全军覆没。根据王志远的分析，汴郑工委认为二刘和他们的队伍有团结争取或者瓦解的可能。王志远还提供了一些信息，刘汝珍也是育德校友，妻子王兴洲早年思想左倾。王志远之所以到六十八军任职，是刘汝珍出面要来的，因为他根基不深，不会对刘氏兄弟构成威胁。王志远表示，自己可以利用这些便利条件开展工作。
汴郑工委据此派朱晦生赴解放区向刘邓首长汇报。很快，朱晦生就带着刘邓的指示，以及刘伯承写给刘汝珍的亲笔信，来到菏泽的六十八军军部。
看了刘伯承的来信，刘汝珍先是表示愿意与共产党保持联系，然后询问朱晦生住在哪里。朱晦生回答说住在王副军长家，以前给他当过多年的秘书。这个回答是和王志远预先商量好的，因为如果完全回避王志远，反倒容易引起刘汝珍的猜疑，说开了也能为王志远以后做工作留个由头。果然，刘汝珍在与王志远一起吃饭时，主动问道：“朱晦生你认识吗？”王志远的回答与朱晦生一样，并且介绍说这个人很好，能力强，有正义感。听到刘汝珍说朱晦生带来了刘伯承的信，王志远做出十分惊讶的样子，然后探询他有何打算。刘汝珍回答：“交个朋友也好。你和朱晦生熟，有机会多和他谈谈。”虽说这是刘汝珍的权宜之计，也为朱晦生和王志远的工作打开了方便之门，汴郑工委对二刘的争取逐步深入。
1947年夏季，刘邓大军渡过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蒋介石企图以水代兵，密令六十八军炸毁黄河大堤。刘邓首长获悉情报，立即要求汴郑工委负责人立刻亲赴菏泽，阻止刘汝珍执行蒋介石的命令。
在菏泽天主教堂刘汝珍的军部办公室，一场对决在这里进行。一方是刘汝珍和王志远，一方是刘鸿文和汴郑工委的政治交通员叶超，看似二比二的阵容，实际是三比一。面对刘鸿文的义正词严，刘汝珍权衡利弊，接受了共产党的要求。为了方便继续联络，双方商定叶超化名周继武，留在六十八军军部任职。由于杂牌军中也被安插有国民党特务，刘汝珍耍了个滑头，提出必须由王志远作保。王志远叫秘书编造了一份履历表，制作了各种证件，刘汝珍才批准“周继武”上尉副官的任命。后来的情况表明，刘汝珍执行了共产党提出的要求，一是没有破坏黄河大堤，二是在刘邓大军跨越陇海铁路时没有尽力阻拦。另外，王志远还多次陪同刘鸿文，在菏泽、考城、开封面见刘汝珍，做他的争取工作。由于刘汝珍一直持观望态度，王志远配合党组织重点对他的旧部八十一师开展工作，并且在师团官佐中取得一定成效。
1948年6月，华东野战军的陈士榘、唐亮兵团第一次解放开封。王志远恰巧留在城中，遂秘密与豫皖苏区党委城工部副部长曹志真见面。他提出了一项建议和一个请求：建议将刘汝明、刘汝珍在开封的眷属扣留，促使二刘起义；请求组织上准予他到解放区工作。第二天，王志远得到陈唐首长的指示：开封城暂不长期占领，二刘家属不扣留；你的身份没有暴露，继续坚持下去，留下一笔钱作为活动经费。于是，王志远换上便衣，出开封东门走了一天一夜，与六十八军增援部队相遇。这时解放军已经撤离开封，王志远又随队伍返回城中。很快开封有了王志远“通共”的传闻，蒋介石即命河南警务处长杨蔚彻查，杨蔚将此事告知刘汝珍。二刘深恐与共产党私下联络的事情泄露，将杨蔚搪塞过去，但对王志远更加提防起来。淮海战役初期，第四绥靖区的番号改为第八兵团，司令官仍是刘汝明。按照华野司令员陈毅的指示，王志远和叶超在六十八军军部驻地安徽固镇，同刘汝珍谈判率部起义事宜。刘汝珍不仅毫无诚意，还以筹措武器装备的名义，派人把王志远送到上海，使他远离部队。
1949年4月渡江战役前夕，叶超来江南找到王志远，传达二野首长关于加紧争取二刘的指示。王志远和叶超开着一辆吉普车，赶往安徽旌德六十八军驻地。沿途经过第八兵团所属的五十五军、九十六军驻地时，他们搜集了兵力部署的情报，由叶超送往江北。两个人在旌德分手时，叶超叮嘱王志远，一旦发动起义，以“五角红星白底旗”交叉摇动，作为向解放军发出的联络信号。
渡江战役发起后，二刘的队伍迅速溃退，六十八军撤到江西境内。由于已经有了之前的工作基础，王志远通过各级指挥官控制了八十一师全部以及一一九师、一四三师的一部分。这时从第八兵团传来消息，刘汝珍的家眷已经飞往台湾。王志远立即与参谋长杜允中商议，认定由刘汝珍带领起义已毫无可能，唯一的办法是自己组织行动。他们以军部的名义指挥军直机关和八十一师到弋阳集中，也争取其他各部向这里靠拢。5月2日，刘汝珍、王志远和杜允中同乘一辆轿车前往弋阳，途经八十一师驻地。趁着师长葛开祥劝说刘汝珍不要再向南跑的机会，王志远向副师长刘青浦了解了官兵的情绪，坚定了起义信心。他悄悄告诉刘青浦，军部今晚到弋阳，八十一师明天早晨也要赶到，就在弋阳行动。
5月3日一早，阴雨多日的天气开始转晴。王志远、杜允中、葛开祥、刘青浦相聚弋阳，统一了就地起义的意见，决定由葛开祥向刘汝珍摊牌。葛开祥开门见山地对刘汝珍说：“军座，你讲过多少次要领着大家起义，直到现在也没见行动。蒋介石对咱们西北军千方百计要消灭，还能跟他去台湾吗？现在是你下决心的时候了！”葛开祥劝了快半个小时，刘汝珍始终一言不发。最后，葛开祥气愤地说：“我们八十一师决心已定，绝不再走了！”刘汝珍见大势已去，饭也顾不上吃，匆忙上了小轿车，带着几个处长和两卡车卫兵向南而去。
弋阳城外的信江南岸飘起十余面白底红星旗帜，向着对岸解放军阵地不停地摇动。国民党六十八军军直及八十一师等部官兵7196人，向人民解放军投诚。接受投诚的是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十三军。十三军军长周希汉当天来到弋阳，与王志远、葛开祥共进晚餐。跟随五兵团行动的叶超得知王志远已经举事，第二天即赶到弋阳，向十三军首长汇报了争取六十八军的整个过程。
根据刘邓首长的指示，王志远率领40名将校军官赴南京二野高级研究班学习，而后任华东军政大学教员研究班主任。1950年南京军事学院成立，王志远先后任教导团参谋长、队列体育教授会副主任、队列技术教研室主任。1958年2月，南京军事学院为159名“非党教员”颁授军衔，王志远被授予人民解放军大校军衔。所谓“非党教员”，泛指曾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起义、投诚后加入解放军的教职员。这个称谓对王志远来说并不严谨，因为他时已参加革命20多年，并于195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8年、1964年，王志远连任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二、第三届代表，1963年离职休养（正军职），1988年被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9年在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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