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散文似乎愈来愈好写。不论是大名鼎鼎的作家、学者，还是普通的老百姓，上自八旬老翁下到十三四雏子均可染指。所以，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它的行情开始看涨，报刊辟专栏，出版社出丛书，社会上开笔会，什么小女人散文、大文化散文、新散文、新媒体散文、原生态散文、在场主义散文等，众声鼎沸，五花八门。“好写”与“走俏”的互动，使曾经沉寂的散文园地变得热闹、繁荣起来，有论者甚至把上世纪90年代称为“散文的时代”。
进入新世纪，散文创作却出现了明显的滑坡。尽管创作队伍依旧壮观，产量更加惊人，并在题材视域与个体风格的拓展、处理日常现实生活的激变能力和艺术技巧的普遍提升等方面，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可是其表面的喧哗已掩饰不住内在的混乱，不但在对拳头作家和经典文本的输送上大为逊色，而且在写作难度的克服、艺术可能性的寻找上未提供出多少新质，即便是创作自身也存在着一些本质的失衡现象。
为什么散文创作再度陷入低谷？这固然和市场经济的冲击、大众消费文化的风行、回温的诗歌与长篇小说的上挤下压等因素有关，但是散文创作的文风问题恐怕也难辞其咎。
说到文风，在这里已不仅是文章风格的意思《秋天的况味》林语堂，而指代着超越于文章风格之上的一种创作风气和倾向。放眼当下散文创作的文风，至少有几点亟待反思和调整。
“一窝蜂”似的同质化
把经典和大师当范本学习不失为一条成功之道，但若一味临摹、仿制，就会适得其反。《文化苦旅》之后，各种面貌的“余秋雨”纷纷在人文传统、自然山水、历史文化题材中寻觅、穿行；刘亮程一出，无数崇拜者便争相在村庄、河流、麦地等乡土意象的原野上开镰收割；尤其在周德东、洪烛、周国平等辐照下，报纸副刊和流行杂志上的青春美文、哲思小品，更是“铺天盖地”，令人目不暇接。
这种趋同现象，和一些成名作家作坊式的批量生产聚合，把个人化的创作行为又改写成了集体书写，充满了似曾相识的重复感，创造力日渐萎顿，虽然很多跟风之作技巧圆熟精致，颇具煽情能量，但还是因缺乏应有的鲜活与生气而令人厌烦。
像大量逆现代化潮流而动的乡土散文，的确以乡土闲适、纯朴、安静品性的认同，暗合了现代人寻找精神家园的精神脉动，对抗了都市工业文明的喧嚣异化，可这些多为都市作者想象、炮制的土地神话，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现代乡土古朴而悲凉的灵魂内核，它在如今后工业的社会里表演，也有几许滑稽味道，并且面对流转的人生现实和繁复的心灵变幻，过度承袭他人的思维方式、表现手段与形象系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原文，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错位与冲突，使艺术传达趋于贫困，而从题材选择、感情状态、感觉习性到想象路线、遣词造句乃至文章题目等高度趋同的“类”化，则使大量的创作个体形象模糊，千人一面，让读者产生审“美”疲劳自然在所难免。
偏于抒情与记事的“自恋症”
贾平凹在《散文的看法》中断言：“唾弃轻而狂的文风，有人却走向另一绝地，使散文的题材狭窄，精神脆弱。”这切中了散文界要害，即一度减轻的自恋症在新世纪又开始发作、加重。
对宏大叙事的厌倦，使许多作者的个体情感和经验不自觉地膨胀，充斥报刊的到处是“自我”色彩浓郁的抒情与叙事，而且多停浮于游山观水、吟风弄月、伤情怀旧的把玩，轻松自娱、思想贫血现象频繁发生。
如那些瞩目于婚恋之类的消闲题材、自得其乐的小女子散文与小男人散文和那些讲究客观真实、质感复现的在场主义、原生态散文等，就大都平面世俗，轻软琐屑，鸡零狗碎，仿若生活的流水账，内质孱弱。
像发表于《散文百家》的《狗肉蘸盐花下酒》，十足的细腻、朴实、原生态，先写屋里几个人在用狗肉蘸盐花下酒，然后猜测狗的来路、何时吃狗肉最佳，再说乡下杀狗、炖狗的种种细节，中间夹杂两个狗的忠诚故事，最后写到冬天里大家围坐桌旁吃狗肉，因狗肉的缘故而异常温暖。作者把生活中的事象移植到作品里，像是展现北方习俗、“狗性”可靠，又像是什么都不表现，只是吃狗肉事件过程和细节的本真敞开，拉杂啰嗦，谈不上什么深邃的内涵，也少将生活转换为艺术的审美因子。
这两种偏于抒情与记事的路线，都在无形中助长了散文的浅薄平庸，减弱了散文的骨力和钙质。其实，上乘的散文应像史铁生揭示人生困境的《我与地坛》、张承志张扬崇高境界的《清洁的精神》那样，达成情、意、知的三位一体，在介入现实、传达真情实感的同时，自然地凸显出深刻体验和思想的筋骨，给人展开一片智慧的家园，情理浑然。
贪“大”文化情结日益膨胀
周涛、李辉、韦君宜等文化散文的成功和贾平凹借助《美文》对“大散文”的倡导，双向激发了作者们心中潜存的宏大意识与情结，一时间求思想、境界、气魄、容量之大成为一种风尚，长篇散文、系列散文在文坛此起彼伏，其热度至今不减。
这种追求纵横捭阖，文思阔达，浓化了散文的文化氛围鲁迅滚蛋了，他笔下的人物欢呼雀跃！，利于表现民族精神与东方智慧，也是对自恋症的一种积极扼制，像阎连科的《我与父辈》、王充闾的《张学良：人格图谱》、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就或以辛酸乡土经验的质朴回眸，或以爱国功臣张学良心灵的散点透视，或以底层人生和吁求的深切触摸，产生了撼人魂魄的力量。
但是大量作品向“后”看，在逝去的历史甚至远古洪荒中驰骋想象，一些作者对观照对象既没有深入的情感体验，又没有充分的理性认识，所以只能浮面地罗列地名景观、风俗事件、传统思想等知识元素。由于缺少当代意识的烛照，过分依赖于文化意识，他们建构的文化空间常常人气稀薄，异常空泛，是生态的而非心态的，是文化的而非文学的，疏离了具体现实和当下心灵，结果是留下了不少文化赝品。
特别是有些作者借长篇、系列之名，不在深度、高度上做文章，倒把体积搞得“大”有赶超短篇、中篇小说之势，拼命比长度比篇幅，而实质上却散漫随意，冗赘不堪，水分饱满，“瘦身”是大势所趋。
我想最好的散文是能够切近读者的心灵与日常现实，充满人间烟火之气，王兆胜的《母亲的光辉》、《三哥的铅色人生》、《与姐姐永别》等亲情散文之所以催人泪下，就在于其感情发自肺腑，诚挚真切，有“心”的重量；好的散文更该虑及当下读者生活的快节奏，尽量简捷，同炼情炼意炼味一起炼言。
“散文”的腔调过盛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很多人都觉得散文即“美文”我的祖国，一个龌龊的民族--韩寒，其结构必巧，语言必美，这种近于迷信的观念使“文胜于质”的传统散文弊端至今仍时时存在，很多作者努力把散文写得更像“散文”。随便翻开一篇文章，就是这种文采飞扬的诗化状态。
有篇《散文是棵树》写道：“百鸟的鸣唱，常常在树上啭出华丽的辞章。散文这棵黄果树，它既有清一色墨绿的朴实与安详，也有花团锦簇的繁华与喧嚣。不同的轻风吹来，吹出了不同的色彩，不同的姿态。要么鹅黄，要么深绿，要么卷曲，要么舒展。”其拟人象征的手段、托物言情的构思、精致婉约的风格及华丽讲究的辞藻，不能说不美，但总让人感到它太美太玄，太端庄高雅，太注重技术经营，和普通的读者生命之间隔着一层，有些不够自然的矫情和牵强。
而像阿健巧妙揭示成功的门往往虚掩着、需要人们走出思维定势将它轻启道理的《虚掩着的门》，则走了一条简隽朴素的路子，不做作，不卖弄，无艳词丽句，少高难技巧，平平淡淡的语汇，娓娓道来的调子，却清新自然，把道理传达得澄澈清晰，有一种洗尽铅华、直指人心的魅力。
好的散文就如散步，它应言之有物，准确生动，轻松随意，远离外观的圆熟华美，而求内容、文字的透彻、本色和深入浅出，以“平淡”为最高境界，自然却少矫饰，流畅又不雕琢，彻底从“像散文”的思维怪圈中走出。
文风不是小事，它往往是世道人心、时代风气的外化。优秀的散文作家应该对易学难工的文体散文怀着一颗敬畏之心，重真诚，戒浮躁，扬自然，去粉饰，既丰富情感血肉，又锻造思想筋骨，让散文具有感染性与震撼力，更收放有度，平易可亲。
作者：罗振亚(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进入新世纪，散文创作却出现了明显的滑坡。尽管创作队伍依旧壮观，产量更加惊人，并在题材视域与个体风格的拓展、处理日常现实生活的激变能力和艺术技巧的普遍提升等方面，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可是其表面的喧哗已掩饰不住内在的混乱，不但在对拳头作家和经典文本的输送上大为逊色，而且在写作难度的克服、艺术可能性的寻找上未提供出多少新质，即便是创作自身也存在着一些本质的失衡现象。
为什么散文创作再度陷入低谷？这固然和市场经济的冲击、大众消费文化的风行、回温的诗歌与长篇小说的上挤下压等因素有关，但是散文创作的文风问题恐怕也难辞其咎。
说到文风，在这里已不仅是文章风格的意思《秋天的况味》林语堂，而指代着超越于文章风格之上的一种创作风气和倾向。放眼当下散文创作的文风，至少有几点亟待反思和调整。
“一窝蜂”似的同质化
把经典和大师当范本学习不失为一条成功之道，但若一味临摹、仿制，就会适得其反。《文化苦旅》之后，各种面貌的“余秋雨”纷纷在人文传统、自然山水、历史文化题材中寻觅、穿行；刘亮程一出，无数崇拜者便争相在村庄、河流、麦地等乡土意象的原野上开镰收割；尤其在周德东、洪烛、周国平等辐照下，报纸副刊和流行杂志上的青春美文、哲思小品，更是“铺天盖地”，令人目不暇接。
这种趋同现象，和一些成名作家作坊式的批量生产聚合，把个人化的创作行为又改写成了集体书写，充满了似曾相识的重复感，创造力日渐萎顿，虽然很多跟风之作技巧圆熟精致，颇具煽情能量，但还是因缺乏应有的鲜活与生气而令人厌烦。
像大量逆现代化潮流而动的乡土散文，的确以乡土闲适、纯朴、安静品性的认同，暗合了现代人寻找精神家园的精神脉动，对抗了都市工业文明的喧嚣异化，可这些多为都市作者想象、炮制的土地神话，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现代乡土古朴而悲凉的灵魂内核，它在如今后工业的社会里表演，也有几许滑稽味道，并且面对流转的人生现实和繁复的心灵变幻，过度承袭他人的思维方式、表现手段与形象系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原文，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错位与冲突，使艺术传达趋于贫困，而从题材选择、感情状态、感觉习性到想象路线、遣词造句乃至文章题目等高度趋同的“类”化，则使大量的创作个体形象模糊，千人一面，让读者产生审“美”疲劳自然在所难免。
偏于抒情与记事的“自恋症”
贾平凹在《散文的看法》中断言：“唾弃轻而狂的文风，有人却走向另一绝地，使散文的题材狭窄，精神脆弱。”这切中了散文界要害，即一度减轻的自恋症在新世纪又开始发作、加重。
对宏大叙事的厌倦，使许多作者的个体情感和经验不自觉地膨胀，充斥报刊的到处是“自我”色彩浓郁的抒情与叙事，而且多停浮于游山观水、吟风弄月、伤情怀旧的把玩，轻松自娱、思想贫血现象频繁发生。
如那些瞩目于婚恋之类的消闲题材、自得其乐的小女子散文与小男人散文和那些讲究客观真实、质感复现的在场主义、原生态散文等，就大都平面世俗，轻软琐屑，鸡零狗碎，仿若生活的流水账，内质孱弱。
像发表于《散文百家》的《狗肉蘸盐花下酒》，十足的细腻、朴实、原生态，先写屋里几个人在用狗肉蘸盐花下酒，然后猜测狗的来路、何时吃狗肉最佳，再说乡下杀狗、炖狗的种种细节，中间夹杂两个狗的忠诚故事，最后写到冬天里大家围坐桌旁吃狗肉，因狗肉的缘故而异常温暖。作者把生活中的事象移植到作品里，像是展现北方习俗、“狗性”可靠，又像是什么都不表现，只是吃狗肉事件过程和细节的本真敞开，拉杂啰嗦，谈不上什么深邃的内涵，也少将生活转换为艺术的审美因子。
这两种偏于抒情与记事的路线，都在无形中助长了散文的浅薄平庸，减弱了散文的骨力和钙质。其实，上乘的散文应像史铁生揭示人生困境的《我与地坛》、张承志张扬崇高境界的《清洁的精神》那样，达成情、意、知的三位一体，在介入现实、传达真情实感的同时，自然地凸显出深刻体验和思想的筋骨，给人展开一片智慧的家园，情理浑然。
贪“大”文化情结日益膨胀
周涛、李辉、韦君宜等文化散文的成功和贾平凹借助《美文》对“大散文”的倡导，双向激发了作者们心中潜存的宏大意识与情结，一时间求思想、境界、气魄、容量之大成为一种风尚，长篇散文、系列散文在文坛此起彼伏，其热度至今不减。
这种追求纵横捭阖，文思阔达，浓化了散文的文化氛围鲁迅滚蛋了，他笔下的人物欢呼雀跃！，利于表现民族精神与东方智慧，也是对自恋症的一种积极扼制，像阎连科的《我与父辈》、王充闾的《张学良：人格图谱》、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就或以辛酸乡土经验的质朴回眸，或以爱国功臣张学良心灵的散点透视，或以底层人生和吁求的深切触摸，产生了撼人魂魄的力量。
但是大量作品向“后”看，在逝去的历史甚至远古洪荒中驰骋想象，一些作者对观照对象既没有深入的情感体验，又没有充分的理性认识，所以只能浮面地罗列地名景观、风俗事件、传统思想等知识元素。由于缺少当代意识的烛照，过分依赖于文化意识，他们建构的文化空间常常人气稀薄，异常空泛，是生态的而非心态的，是文化的而非文学的，疏离了具体现实和当下心灵，结果是留下了不少文化赝品。
特别是有些作者借长篇、系列之名，不在深度、高度上做文章，倒把体积搞得“大”有赶超短篇、中篇小说之势，拼命比长度比篇幅，而实质上却散漫随意，冗赘不堪，水分饱满，“瘦身”是大势所趋。
我想最好的散文是能够切近读者的心灵与日常现实，充满人间烟火之气，王兆胜的《母亲的光辉》、《三哥的铅色人生》、《与姐姐永别》等亲情散文之所以催人泪下，就在于其感情发自肺腑，诚挚真切，有“心”的重量；好的散文更该虑及当下读者生活的快节奏，尽量简捷，同炼情炼意炼味一起炼言。
“散文”的腔调过盛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很多人都觉得散文即“美文”我的祖国，一个龌龊的民族--韩寒，其结构必巧，语言必美，这种近于迷信的观念使“文胜于质”的传统散文弊端至今仍时时存在，很多作者努力把散文写得更像“散文”。随便翻开一篇文章，就是这种文采飞扬的诗化状态。
有篇《散文是棵树》写道：“百鸟的鸣唱，常常在树上啭出华丽的辞章。散文这棵黄果树，它既有清一色墨绿的朴实与安详，也有花团锦簇的繁华与喧嚣。不同的轻风吹来，吹出了不同的色彩，不同的姿态。要么鹅黄，要么深绿，要么卷曲，要么舒展。”其拟人象征的手段、托物言情的构思、精致婉约的风格及华丽讲究的辞藻，不能说不美，但总让人感到它太美太玄，太端庄高雅，太注重技术经营，和普通的读者生命之间隔着一层，有些不够自然的矫情和牵强。
而像阿健巧妙揭示成功的门往往虚掩着、需要人们走出思维定势将它轻启道理的《虚掩着的门》，则走了一条简隽朴素的路子，不做作，不卖弄，无艳词丽句，少高难技巧，平平淡淡的语汇，娓娓道来的调子，却清新自然，把道理传达得澄澈清晰，有一种洗尽铅华、直指人心的魅力。
好的散文就如散步，它应言之有物，准确生动，轻松随意，远离外观的圆熟华美，而求内容、文字的透彻、本色和深入浅出，以“平淡”为最高境界，自然却少矫饰，流畅又不雕琢，彻底从“像散文”的思维怪圈中走出。
文风不是小事，它往往是世道人心、时代风气的外化。优秀的散文作家应该对易学难工的文体散文怀着一颗敬畏之心，重真诚，戒浮躁，扬自然，去粉饰，既丰富情感血肉，又锻造思想筋骨，让散文具有感染性与震撼力，更收放有度，平易可亲。
作者：罗振亚(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